2009年12月21日星期一

特色小吃

不是編輯、排版或校對人員的錯,今次的題目《特色小吃》中「特色」二字故意用上刪除線。

自問甚少踏足內地,但對中國人的烹調技巧滿懷信心,甚至可稱得上是藝術的表現。依稀記得到北京旅遊已是十年前的事,那時候的街頭小吃至今仍津津樂道,甚麼艾窩窩、豌豆黃、炸醬麵及羊肉串均令人難忘。

近日聞得北京某大食品企業希望整合全部的街頭小吃,目的是為了將特色小吃成為國營企業,內銷及出口到各地,他們認為只有對食品加強質量監控及採取劃一標準才能達至品牌效應,否則中國小吃永遠濟後。在採訪期間,記者也親身試過兩種小吃,一種是沒有依照規定而做,另一種則是監控下製成的,然而答案其實兩者是沒有多大分別。

無規距不成方圓,誠然某些街頭小吃為了招徠顧客用了許多不正宗的烹調手法,某些更令到原有的味道面目全非,影響遊客對小吃的印象。可是,既然稱得上是「特色」,那就必定由不同的店主來決定,才能突顯某種小吃的獨特性,亦唯有這樣才能迎合到不同類型顧客所需,小眾最終也能撕裂大眾的。有道是,澳門的正宗葡菜其實味道濃烈,大蒜及鹽份比例極重,相信也不是每個港澳人能夠承受,因此才會洐生出不同的Fusion菜餚,令某幾家融合了廣東特色的葡國食府馳名。而且,中國人還是對市場定律不甚了解,一切將會由市場作出淘汰及懲罰,根本毋需憂累。

說真的,與其統一食品的外貌或味道上,不如將視線轉移往食品的原材料上,輿論壓力只會斟酌於材料的不潔、毒害及加工等問題,只有這樣才不至重蹈當年奶粉事件的覆徹,成為國際間的醜聞!

2009年12月20日星期日

潮平岸濶


「世事的起伏本來是波浪式,人們要是能夠趁著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時機,就要終身蹭蹬,一事無成。」這是高錕多年來一直牢牢記著莎士比亞名劇《裘力斯‧凱撒》中的名句。努力不懈加上對科學的熱誠,造就了高錕的得獎。

有人說過,諾貝爾獎成名的原因,主要在於當年不斷的頒獎給世界知名人士如愛因斯坦、居禮夫人或鮑林,因而是「人」令「獎」成名;與諾貝爾獎同樣湊合,不少得獎者大多並非首先發現該物質或理論之人,而是源於前人發現的內容上加以修定,或是創造一套更完整的解釋理論而成名,雖說有點「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感,但辜勿論怎樣,今天能夠得獎就是世界級的殊榮,高錕著實地為華人爭光。

乘著這股熱潮,出版商也趕緊發行了《潮平岸濶──高錕自述》一書,內容以述事形式細緻地描繪了高錕的一生,雖沒有像小說般精彩,但沈實中帶著濃濃的情,著墨點大多以親情為主,突顯他重情義的一面。另外,全書最為鮮有的是披露了於他和妻子廝守四十多年的往事,以及童年的生活迭事,令人除了認識他是「光纖之父」外,更可一覽他對人文及人倫價值之肯定,難怪科學家們一般都能同樣地在文學或哲學領域上取得一定成就。至於光纖,無可否認他是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峰,令世界改變了原有的常規面貌,為人類作出了深遠的貢獻。

「潮平岸濶」主要是形容今天的寛頻無遠弗屆,同樣也是作者生命起伏的寫照。或許,在高錕心中得獎反而不是重點,而是他對妻兒子女的一份情,以及對科技上未能繼續努力而感到可惜!

2009年12月13日星期日

墳場裏的聖誕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死後的世界到底是怎樣,從來沒有人知道。有不少書籍都說鬼的世界與人無異,若然是真,當然欣喜,至少親朋戚友不愁寂寞;反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必然是空虛的、孤寂的一群!

在中學時代,曾有老師以一道簡單題目作為考核,「到底是榮耀令人難忘;還是對已故親人的感情更為難忘?」少年時還以為獎項、榮譽才是永恆;可是,當親身經歷過生離死別,才會明瞭那種錐心之痛;年紀越大,結焦了的疤痕仍未痊癒,一旦輕觸又會流血不止,感覺歷久常新,果真如老師所言痛苦只會每年遞增,從不消退!

母親離世已有六年光景,除了春、秋二祭、生忌及死忌外,很多時候我總覺忽略了她,尤其是別人在高高興興地慶祝節日之際,便會想到她現在的處境如何?到底身在何方?是否如陽間般歡度佳節?這些問題經常的在腦海盤旋,但永遠也沒有答案。有人說,死後的世界是很好,那裏沒有紛爭,沒有困苦,也不愁寂寞,因此我們不曾見過死人返回陽間過活,我也但願此話成讖,讓母親活於樂土。

小時候家中從不對聖誕節有任何慶祝,如今大了,真想與母親共度這個佳節,希望能在墳場內佈置一番,可惜澳門墳場不在晚上開放,否則我是必定會和母親共度這一夜,共度一個又一個的佳節,不要讓她寂寞。

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

一年落幕,一年伊始

還有不足一星期便是聖誕佳節,儘管夏意盎然,但忽忽歲月已寒;始習慣了在日期欄上寫上「二OO九」,轉眼又要去適應「二O一O」。送舊迎新是愉快的體驗,但對年月的無情消卻,我總覺得是惶悚、無奈。

流光的消逝早已是千古的老生常談,再概嘆亦翻不出甚麼深意與新意來。年紀漸長,看到年輕人對光陰浪擲感到心痛,年華虛度最後只會徒留傷悲,悔時已晚。因此,籌劃日子也成了新年伊始的重要事項,一旦想到這裏便會情緒昂揚,精神奮發!深層一點看,與其說訂下一年大計,倒不如坐言起行,讓自己過好每一天才是正經做法。

怎樣才算過好每一天?對不同人則有著不同的價值觀,於我而言,心靈富足就是法則。雖說幸運的是沒有家庭,沒有馱手累腳的子女,工作過後的時間就是屬於自己,但是要如何有效使用就更傷腦筋,因為要應付的是多方面;人生易老,一旦步入中年,誰願拖著滿身病痛步入老境,對運動是越來越有需要;經歷一天的工作,如果在臨睡前未能翻上幾頁書,那就總會有所失落,數天不觸書卷,更會感到內疚不已;還有,友情及家人這種情感資產更為重要,否則人生就會變得貧乏,黯然無光,真是一天也不想疏忽他們。是的,一切一切也是要付出真心和時間,一筆筆的著墨於人生大計中。

這是我對日子的最低要求,對於零碎時間能否運用得宜,看來也是藝術的一種。一年容易,望讀者們也能過好未來的每一天!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酒與詩情

中國歷來「詩」「酒」兩者互為結緣,尤其當讀到李白或杜甫詩句,酒就這樣的被這種獨特文化氛圍的光環所包裹,將詩句導入了滿是遐想的境地,好不浪漫!

酒,對於中國的騷人墨客來說都是靈感的催化劑;我雖愛詩,但總無法以醉酒半醒的狀態去寫作,所以他們的「一醉能詩百篇」確是難以理解。家中的高處多年來放了幾瓶中國酒與洋酒,雖然洋酒的玻琉瓶甚至水晶瓶華美精巧,但是古樸的陶瓷瓦瓮卻帶著另一種的文化底蘊,難怪仕途多舛的有識之士,遇上了酒之後都變得愛不惜手,成了他們精神上的安慰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又如「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軍中幕僚閒來無事,又或是準備明日的憤勇殺敵,酒有時候又成了將士們戎馬倥偬、衛國安邦或壯懷激烈的又一見證。

由於文人愛酒,除了酒能入詩外,也為酒名添了不少美名;就如河北的劉伶醉、河南的杜康酒、浙江紹興的女兒紅、陝西的西鳳酒及四川的文君酒等都附有典故,無不與歷代名人、著名詩篇、動人傳說、美麗風俗,以及名山秀水劃上等號,讓一句句的詩詞流傳千古,成為了說話及文字中的藝術。

近年中國名酒逐漸的打入世界舞台,生產商大多只著重在包裝上顯心思,往往忽略了這份文化底蘊。如果能夠使到飲者在品嚐美酒之際,同時亦可體驗到這股春秋遺風,秦漢餘韻,那就不會白白的辜負古人這份幽情了!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如夢似幻的未來旅館

近日翻閱外國雜誌,看到彼邦德國在酒店設計意念上又有新突破。以往大眾只集中在瑰麗豪華的設計和享受上,總是欠缺了甚麼似的,想了想,又說不出來!

不單是顧客,酒店業人員其實也在傷腦筋到底未來的旅館該走上一條怎樣的路。然而,今天的德國某大高科技酒店看來已帶來了一個嶄新的啟迪,說穿了,一切也是Back to Basic,因為不論旅途長短,又或是商務與休閒,旅客打從出發之際多少也是存著壓力,加上舟居勞頓及生理時鐘的更秩,實是令人疲憊。未來旅館所走的路向也就是彌補了這一方面的不足,他們強調的是舒適而不是堂煌,所有的傢俱線條以弧線設計,有如回歸胚胎般的自然;酒店內永遠看不到燈掣、空調遙控或冷熱水調節,因為一切都會由系統因應個人體需求作出感應;旅客亦無需憂慮失眠、水土不服此等小毛病所困擾,因為房間內的自動感應器儼如一個無形的私家看護,為旅客提供了一系統的服務,但是又不像醫療服務般讓人崩緊;另外,他們提別提出的是旅館還是有人的存在,絕對不會發展為機器人旅館;總之,一切均以自然、健康及人性化為主,非但其他旅館所能及。

不少行業來說對於「未來」二字都是存在著隱憂,除了因為科技的發展外,意念的設計和與人互動到底該如何,怎樣的路才是人們未來的需求?德國這所未來旅館其實也是在試探,沒有人能告知顧客心中所想,因為作為顧客的我們其實也是在尋找,又或者是等待著供應者的產品誕生,哪一方都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們的答案,最終可能就是簡約、回歸自然及舒適是也。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

情深更莫醒,醒莫更深情

讀過楊益憲譯本的人,都會對「前無古人」這句話身同感受,唯楊老的多個譯本堪稱當代翹楚,求諸今天,不可多得;個人相信即使怎樣的學貫中西也是難以將《離騷》、《楚辭》、《老殘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譯為英文,讓外國人士了解中國古籍的層次和意境,如此心思和絕藝,非但一般人可及。

近日得聞楊老離世,感嘆國內又一奇材殞落。倘若文革時期他能夠離開大陸,相信對日後中外文化貢獻成就更高。有人說過,擁有歷練的人生才可成就不朽之作;事實上,一帆風順有時真的難以有另一種觀點,又或許是性格使然。

讀過雷音的《楊憲益傳》人也知道,楊氏伉儷當年受梁實秋之托以驚人速度翻譯大量作品,當中的《紅樓夢》尤勝上世紀七十年代David Hawkes的譯本一籌,幾乎成了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名著的唯一渠道;大膽地說,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也沒有一個比他們更好的翻譯家,這也可能是楊氏伉儷鶼鰈情深,成就了如寶玉和黛玉般的愛情故事。又或是人生如戲,經歷也有點像寶、黛般淒楚,文革批鬥、兒子離世等不斷打擊著他倆,猶如《葬花吟》末句中道「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楊憲益為妻子戴乃迭寫下了「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河隔雙星」的詩句,正表現了他對亡妻的思念,不才也替戴乃迭向楊老回贈一詩。「不悔與君齊舉案,立誓莫說倆相負。天若無情怎相遇,相會有期在鵲橋。」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蒜熱

內地近日掀起了一股炒賣「蒜頭」的風潮,緣起是因為不少人認為可以消毒及抗流感,短短一陣子已有人賺了數十萬或過百萬之多,實是誇張。

「蒜熱」這股熱風其實早在去年已在蘊釀,由於不斷的有人造謠指蒜頭能夠殺菌及預防新型H1N1流感,因而令需求量大增,三、四毛錢一斤的價格逐漸飆升十倍,不少的經銷商更囤積居奇,希望能賺上千萬,可謂「炒賣蒜頭比炒股票還要好」。

理論上,不少農民應該清楚「蒜」乃性質溫燥之物,多吃只會上火及惹上喉痛;而且,在發燒期間食用更是火上加油,令病情更為惡化,又何來消毒抗病之說?如果單是用板藍根或大蒜此等簡單食材可以解決問題,那麼世衛就不用每天傷盡腦筋研製藥物。再者,不出半年時間由於大蒜供過於求,價格即如過山車般突然回落,馬上造成不少供應商或零售商血本無歸,損失的最終也是農民。自由市場,政府雖無義務插手干預定價機制,但卻有責任用盡一切媒體渠道告知事實真相,無知的農民一窩蜂地收購,若然日後不幸破產,政府也是責無旁貸。如果有幕後莊家炒作,政府更應出手打擊,確保市場平衡及穩定。

一六三六年的荷蘭鬱金香狂熱已是莫大教訓,現今世代即如珍饈黑松露此等如鑽石天價的食材,說穿也只是植物一株,全都是由人去吹捧出來。幸而,港、澳二地並沒有因為蒜的價格而被受影響,這也是我們清楚了解真相的理性之處。

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蝸居

多年前到上海、蘇杭等地公幹,傾談時不少的當地人已大吐苦水訴說樓價飆升;光陰荏苒,今天江南一帶樓價更可媲美港澳,難怪近年來不斷有上海市民到當局請願,要求政府出手打壓地產商謀取暴利及私相授受等問題。

近日看到討論區網友推介一齣以上海房價為題材的連續劇《蝸居》,細看下確是比港劇質素為高,尤以刻劃地產商和小市民間的關係,那種貧富不公平現像,膾炙人口,風格像極上世紀八十年代港劇,在誇張情節欠奉下更顯得貼近現實,帶來了觀眾的反思。

由來已久,中國人就是以安居樂業為根本,一生人的努力都是為了可以擁有一套房子,以「墳墓」去形容「房屋」絕對是恰到好處,為了房子大部份老百姓都犠牲了一生的精力,甚至扭曲了做人的價值。到頭來,樓房是不是就等於「幸福」?生活的本質又是甚麼?這是值得港、澳人去深思。

另一邊廂,劇中值得關注的問題也就是「官商勾結」,每當劇中女角遇上難題,只要地產商人一出面就能迎刃而解,毫不費力,使得女主角也因為這個因由無分與之分手。事實上,劇中的內容絕對不是誇張煽情,現實世界裏每天正上演著更多光怪陸離之事;《蝸居》的大膽之處正是擔當了一個正義角色,為民喉舌喚起了社會及政府的關注。

「蝸居」取名也是代表了大眾只為一個如蝸般小居而埋葬了一生,鑽進了蝸居,才意識到幸福已離我們很遠,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

超世代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

看哲學類的書籍許多時都會令人摸不著頭腦,尤其是夾雜著神學、古典文學及語言學等集於一身的哲學巨著時,更會令人易於半途而廢。

如果沒有徹底的讀懂《善惡的彼岸》、《道德普系學》和《聖經》,那就根本不可解讀《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全書以神學角度的筆觸去探索世界,第一章即用上「上帝已死」的說法去主張個人強烈的理念───基督教價值的逐步崩潰,並且推翻了《聖經》是神的著作之說,否定神的存在,才能以新概念迎接「超人」的誕生。全書用了大部份篇幅描繪超人的存在價值,「超人」所指的並不是一個人,泛指可以是一種義務和使命,可以是不同類型人的先知,一種重估的價值,亦可以是一種「愛人類」的表現。

「精神」如何變成駱駝,駱駝如何變成獅子,最後獅子如何變成小孩?三種的變異及關係亦是全書的另一討論重點,多年來提供了不少哲學家和生物學家作為研究的資料,駱駝、獅子和小孩三者在演化心理學裏是不斷互換,查拉斯圖拉不斷的以說教方式去引導門徒思考和引證。為了掠奪,可以成為獅子;為了承擔,駱駝是最好的動物;面對難關,有人選擇成為小孩。的確,由古而今人類不少的舉止和欲望與動物無異,科技可以一日千里但基因的演變卻是緩慢。

《聖經》主張人類向善,《查》卻利用樹木作隱喻,認為根要扎入黑暗之處才能得以伸延成長,見解獨特,更是當時對建制的極大挑戰。此書雖然艱澀難懂,但其對後世的價值絕對是不容置疑,值得推敲細味。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

扶貧的背後

大國崛起,內地沿海富戶每年遞增。幸福的一群,大眾可從多個媒體得悉他們的發跡史、姓甚名誰及身家多少;然而,不幸的一群,大抵也是來自山區或農村,不要說上學,有些連生計也成問題,看來祖國的澤被仍舊難以覆蓋滄生。

在黃土地上,窮孩子在光線不足的茅棚裏讀書,天陰了,便得捧著書本到課室外採光,有些甚至沒有書檯,坐在地上以石塊作桌;窰洞漏水、塌了,無奈得只能睜著眼不能上課;一大群為了交不出六十元書簿費的小童被拼棄於教室門外,數之不絕。貧窮與愚昧是孿生兄弟,因窮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而致愚昧,愚昧又加劇了貧窮,不斷的洐生與循環禍延下代,「希望工程」到底希望何在?

以今天的中國,貧富懸殊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世界銀行報告指,中國人均財富為九千多美元,但是每月收入不足五百元人民幣的赤貧家庭卻多達二億多,堅尼系數已達到第二級警戒水平的級別。在這種情況下,難怪不少富戶的身家也高達過百億,令人難以置信。杯水車薪,逢周六、日晚頻頻的在電視廣告上要求港、澳同胞伸出援手,試問幫助又有多大?

扶貧的背後,說到底也是政策問題,政策由人而定,需要徹底的「滅貧」,還是先要從人的劣根性改變起來,否則「扶貧」一詞永會浮現於人類的歷史上,長而久之,則為「恥辱」二字所取代!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

一九四八年的波茨坦會議訂定了東、西德人往後的命運,這就如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中提及,戰敗者永遠只能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場,沒有任何生存或發言之權利。

當年柏林圍牆行動最強激烈的,莫過於七、八十年代蘇菲紀念教會牧師希爾德布朗特,他發動近五千人連署,積極要求拆掉整座柏林圍牆。一九八九年,在德國人沸沸揚揚的情緒下將圍牆拆毀,東、西德在名義上整合了二十年,但實際上問題依舊,文化差異、歧視及失業高企等問題嚴重,經濟復甦遙遙無期。專家指出,即使往後的二十或三十年內,此等社會問題仍舊困擾,東、西德合併註定以「失敗的婚姻」作為收場。

今天德國首相梅克爾誕生,多少也是因為當年戈爾巴喬夫的造就,如果沒有二十年前那一幕,梅爾克可能成為東德體制下的另一個政治受害人,或者成為一個流亡的持不同政見者。柏林圍牆的倒下,除了意味著是兩大陣營的敗退,東西方冷戰結束外,更是兩個意識形態的整合。

近日重看德國電影《竊聽者》,刻劃了東、西德人民間心中的誤解,導演不斷以東德文化底蘊去冰釋兩地隔閡,最後更令西德特務黨性下沉,透過音樂在竊聽過程中得到了真正的救贖;這有點像當年捷克「天鵝絨革命」,所有人都在希特拉的陰霾下走出來,即使經濟民生未盡如意,但心靈還是得到了救贖。

2009年11月8日星期日

霸王別姬


近日重讀李碧華作品《霸王別姬》,甚有感觸。在清末到四人幫時期的一對師兄弟,表面是一部討論腐敗、叛逆及畸戀的故事,然而透紙背後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無情嘲弄。

清末紅透半邊天的程蝶衣由“男兒郎”向“女嬌娥”的虐待式轉變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作者通過小豆子苦苦地糾正一句臺詞來加以渲染,自此程蝶衣的戲班命運已被決定。扭曲及錯位的心靈令小豆子錯愛上了小樓,雖然受著重重的壓抑及失落,但並沒有因此而他改變初衷,依舊忠於自我,戲裏戲外已分不清誰是誰;及後,小四的背判更是一種錐心之痛,令蝶衣最後走上虞姬自刎的路。李碧華作品每每喜歡以一個不起眼角色作為穿針引線,全書布局亦是以菊仙為始,菊仙是引起小樓和蝶衣矛盾的源頭,她只知道深深地愛著小樓,其初以姑女之身從良,復以妓女之身自決,後來她的自謚對小樓打擊極為沉重,也為蝶衣自殺一段埋下伏線。

同名電影《霸王別姬》拍得同樣出色,還記得全劇最為震撼的一幕是小樓與蝶衣被批鬥的對質,雙方互數不是,在一片的責罵聲和打鬥聲中令他們對夢想卻步,讓彼此失望。全劇最後以關師傅的一句:「人終有萬般能耐可終也抵不過天命。」作為結束,最後在體育館內的表演雖沒有極度震撼,但卻令人感到沮喪和淡淡的哀愁。

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

苦樂參半

不少文友都看過《卜洛克的小說學堂》,透過此書可以了解這位小說大師對寫作的見解及心路歷程,當中也不乏談及「硬寫」的問題,身同感受,語句中道出了我們創作人的寫照。

有文友經常也埋怨寫稿不在狀態,靈感全無,腦內如塞滿乾草,經常地自我戲謔為思想踏入「更年期」般,了無生氣。打開電腦,凝神冥思,可惜腦內迷濛,看著時光流逝也不得要領,硬要將預定的字數火速填滿確是令人感到焦躁,相信這也是大部份寫稿人的真實體會。

說實在,經歷多年的訓練,你可以說對於這些小品閒文順手拈來皆是題材,但是,達不到理想尺度又於心有愧,頗覺羞於面見讀者。想到這裏,作者們都會陷入於無助境況,甚至有時連「命題」也需斟酌,未幾,寫到中段,抓著了這一點,思索忽又動搖,感覺還是那一個好,如是者撿起這丟棄那,總是覺得難以一揮而就,曲徑通幽,著筆成篇。在澳門,除了報章、雜誌社工作的人外,單靠寫作維生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不少作者也會因為工作忙碌而迫於中途放棄,這就是源於作者們對文字的執著,就是不想寫不下去時亦要硬寫,縱然沒有人欣賞也好,也得在回憶中孤芳自賞一番!

人,就總是希望天天進步,寫稿亦然,我們總是希望可以超脫自己,不甘老調重彈,希望能夠尋找一片豁然開朗的新境界。雖說寫作是苦樂參半的工作,但我也深信是「樂」多於「苦」。

2009年11月1日星期日

不要讓歲月消蝕生命

俗語說「少年子弟江湖老」,近日重遇舊日故知,眼前看到的猶如判若兩人,變的不只是外觀,更是那種稜角的消磨與熱情的退卻,令人感慨!

寒喧一番後,了解這十年間朋友經歷了不少傷心往事,難怪消蝕不少。我確是難以想象,當年的校內活躍份子今天滿口削足適履的言論,他認為既然走路的鞋子窄了,在保持腳板的骨架不變下,我們還可以將柔軟的肌肉削掉一些,雖未至於能夠走上千里,但也不致血肉淋漓。

回憶昨日,那個帶著潔癖與理想的年青人好像已消逝了,那時大家同樣面對著複雜和詭詐的世道時,總會感到如芒刺背,如骨骾喉。如今,落在凡塵中的道德力量不但減弱,更是貽盡;哈哈鏡裏看世相,人與事都走了樣。

在這社會裏,既然未能如魚得水,那就要利用時勢創造,雖說太理想主義只會帶來痛苦,但沒有夢想的人生又怎算是生活,只要堅持自己信念走下去,那就會有美好的一天。沒錯,任何事也要付出沉重代價,「理想」二字亦然,而且也是孤獨的;我們還是年青,如此這樣的讓經歷和陰霾淹沒,隨波逐流般如行屍走肉,心甘嗎?實是不值!

心境是要平和,大原則也不能變,理想之光總在黎明盡處等待,望友人能看到此文,面對難關絕不輕言放棄,共勉之!

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意識流

二十四小時
是誰人將一天定上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又是代表了甚麼?

代表昨日的延伸,等待著明天的來臨;代表著今天仍舊努力地活著;代表了一個新的生活;代表了對承諾的實現;亦代表了無止境的等待。

二十四小時,你又是怎樣的分配?九小時工作,三小時用膳,八小時睡眠,剩下來的私務時刻,是否真正的屬於那個本我?還是仍舊將自己交予俗務?仍舊認定金錢、名利及物欲是生活的終站,將一生的二十四小時都交予他們?

二十四小時裏,是一個新生命開始,嬰孩們掙脫出那狹窄的產道,呱呱落地,來到人間。二十四小時裏,又是失去生命力的開始,抵擋不了新陳代謝的自然法則,離不開塵歸塵,土歸土的下場。

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

膺品

那天經過一間陝西民間工藝品展銷會,因正值清貨減價,遂與友人進舖參觀。這回看中的是戶縣農民的畫,若論藝價值雖然不高,但其可貴之處就正是出自農民之手,滿眼田園氣息,色彩及筆鋒樸實無華,感覺如身置其境。不嫌瑣碎,一趟便買了幾幅。

展覽會上大部份都陳列著不少仿古的陶瓷及琉璃藝術品,唐三彩馬、白釉青花或琉璃擺件等栩栩如生,心神投入的看著看著,幾可亂真。大部份的國寶級珍品我們只能在歷史書藉上看到,然而手中的多個製品全部來自幾位巧手工匠;當然,在歷史價值上不能與真品相比,但也是匠心獨運之作。

說起仿製品,不其然的感到一陣唏噓。如果萬物有情,身為仿製品也是一種悲哀,彷彿他們經常的會問何以用上一樣的物料,卻遭受人間的冷眼看待;像真,卻也不像,欠缺了正版的凜然,但不論用料及皮相都是百分百的相似,看不起的是人賦予的嗤之以鼻及輕蔑態度。可是,怎樣的說,他們也是一件藝術品,奚落的不應是他們,也不應是製作人,而是人心。要貪慕虛榮家中附庸風雅放上這些擺件,那就不要介意出身,介意別人的評論。

膺品的命運有時也像人般,在同一天空下存著雲泥之別。硬要在藝術與金錢間要用上價格去釐定,確是俗氣!

2009年10月24日星期六

習靜之道

每天活著的二十四小時裏,到底有多少時刻可以回復本我?白天,我們已把身心交付工作,抖落一身的繁塵,令俗務纏上身上;因此,特別珍惜晚上獨處的時光,因為只有身處靜中,才可回歸本我。

澳門的繁華光景近年已發展得太過,有時真的不免迷失。聽了,是聽了些甚麼?笑了,是為甚麼而笑?大惑不解的太多。在人群中逗留太久,少不免的會被千絲萬縷網得心煩。人口密集,人太密切,剩下的只有不屑。害怕嗎?懨悶嗎?也是要面對。

經常的心裏幻想著恨不得可以馬上跳到海洋深處,靜靜的躲起來;又或許,飛出大氣層外去換一口氣,讓蒙塵的心靈來一次徹底的過濾,濾去那含菌浮藻,剔去腐葉,戽走淤泥,澄明出心湖的倩影,一看年月消蝕後的真正容顏。

夜裏,心仍是那顆,但又卻是如此的不同,沒有了電視的聲色犬馬,掙開工作煩憂,逃離對生活的困惑,這才是真正的回歸;畢竟,心情舒坦會令心神躍動,繼而在此刻慢慢羽化。日間的一切輕重緩急,到了現在卻是無關重要。白天裏原是有信心的,又會想出缺點來;氣餒的事,卻是有所感奮,錯位的通通也可作個心靈調整,絕對是一服心靈良方。

人群中的熱鬧,彷彿也是孤寂;我不避熱鬧,但亦欣賞孤獨。我愛享受習靜的時光,只有這樣,才可一窺那坦蕩的心,才不會覺得那天是單薄、乏味。

2009年10月18日星期日

考試何價? (三)

這是因、果之間的問題,要使考試分數變為有意義,那便是要令學生了解書本的內容,從而發展出一套自我而獨特的生存法則,否則畢業生只會成了一部不懂思考的影印機,十多年的教育也是徒然。

在港、澳地區,免費教育並非是最有效而良好的一套制度,反之,我們能夠考慮的就是唯有向外國取經,直接地引入「學券制」。與其由任子女不斷留級但可享有九年免費教育,倒不如一次性地將那筆支金交還予父母手上再由市場作出主導,採取「學券制」的好處是可讓父母為子女做決策,為子女選讀國際學校、官立或私立學校都是各自各的自由,父母亦可因應家庭的經濟及子女的能力去作出考慮;這樣,相比於放任學生留級而仍可享有學習權利,浪費納稅人資源的做法將會更好,家長亦會因此而督促子女努力讀書。相對地,好的學校將會生意滔滔,而差的學校卻因消費者的選擇終而被淘汰,我們亦是唯有利用這套市場的競爭機制才可提升學生與學校之間的質素,人民水平才能得以提高。

當然,「學券制」無疑是對傳統的教育局、教育制度及教師團體造成災難性衝擊的一種制度,民主如歐美等地在實行時也造受極大的阻力,港、澳要實行也只是「神話」而矣。既然大部份人認定「市場經濟」是金科玉律,未能實行市場主導也是政府為首,實是矛盾!

2009年10月17日星期六

鳥鳴

我總覺得,清晨的鳥兒是最擅鳴,可能是萬籟俱寂,只要有了第一隻鳥兒的叫聲,其他的就會相繼出現,那就像一把聲音從睡夢中揪醒,使人懊惱!

自小好像和鳥結下不解緣,家父從來也喜歡養雀,相思、畫眉和彩鳳都是他心頭好。經常的會問老父何謂好的鳥兒?是不是要有清脆及委婉的聲底?是不是要挑選跳躍靈巧的鳥兒?色澤又是否要光潤.......,可是老父極不風趣的答上一句,挑選雀鳥的唯一條件是好勇鬥恨的才是上選,目的是為日後鬥雀之用,令人失望得很。

今天,老父雖已沒有飼養雀鳥,但是鳥聲從來也是不絕於耳。現在已諳聽聲測距,牠們一時好像伏在窗前,一時又像一家人般喁喁低語,頭併著頭攏聚在一起,話題多多且各有主意,有時他們更像一群天真的少女,不想人家知道時便壓底嗓門,突然地又爆發出一串笑聲來,似遠還近的吱吱叫直到天亮。

不知是否因為渴求寧靜,使得自己對雀鳥也吹毛求疵起來,大抵每個人對自然界的天籟之聲都有不同的準則,加上世事紛擾,聒噪太多已令人閑靜不下。有時,覺得雀鳥們也好像在說理般似的,在心頭倦的時候卻說起道理來,真的令人受不了。可能,動物界與人類也是同樣的喜歡說理,喜歡喋喋不休!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

考試何價? (二)

「先穩定,後求變」這是大部份父母冀望子女的宿願,亦是中國人在數千年來對功名利祿的迷思。因此,「好的成績」就是父母單一認定能夠造就子女「穩定」的一條青雲路。

每每看到鄰埠會考放榜,父母的壓力儼如子女般受罪。在香港這個教育制度下要取得好的會考成績反而是著重技巧性,滿眼大型廣告包括了中、英、數、理、化的補習天王都是學生們的救星,原因是他們懂得選題、了解答問技巧及推敲,說難聽一點,縱然家中「無飯開」,父母也要供子女入讀補習班,務求取得好成績。如此的「精英制度」下,學習似乎只是建基於嚴苛的考核制度上,打從小學開始大部份的學生只會側重於答題技巧,對於創新及獨立思維卻是欠缺,更可笑的是近年港府以「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口號作為宣傳,鼓勵學生著重學習內容,貽笑大方。數十年來,香港政府在挑選公務員方面也十分喜歡以成績作為指標,在這班人材管治下,諷刺的卻是未能看到特區政府有果斷的決策,或是一些真知灼見可舒解民困。至於澳門,恰巧反相,雖然未有鄰埠的會考壓力,可是由於太易考上隨便一間的本澳或內地大學,加上在沒有家庭負擔的情況下,換來的大部份也是欠缺具備競爭力的一群,再過十年或二十年後,相信這情況也只會每況越下。

有人不明就裏的崇洋媚外,認為美國及歐洲的那套教育才是理想國度,可是那套只是針對培訓天材而言的教學怎能適合一般人,外國畢業生甚而相比港、澳生還要遜。那麼,到底哪一套的教育制度才是合適?下期再談!

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

No Peace, No Prize

By Time Magazine

Posted by Joe Klein Friday, October 9, 2009 at 9:37 am

There is a slight whiff of condescension attending the announcement that Barack Obama has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re is the sense that he has won simply by not being George W. Bush. Effete Europe is congratulating rowdy America for cleaning up its act and not bringing guns to the dinner table.

Well, I'm as relieved as anybody that the Bushian gunslingers have been given the gate and, as regular readers know, I'm a big fan of patient, rigorous diplomacy--and there's a certain lovely irony to any prize that brings the Taliban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Commentary crowd together in high dudgeon--but let's face it: this prize is premature to the point of ridiculousness. It continues a pattern that holds some peril for Obama: he is celebrated for who he is not, and for who he might potentially be, rather than for what he has actually done. If he doesn't provide results that justify the award, this Nobel will prove a millstone come election time. (See pictures of Obama's eight months of diplomacy.)

And so, how to handle this "triumph" becomes a strategic puzzle that requires serious thought. Two immediate thoughts occur: he can't reject it, but accepting it can't be about him. He can and should immediately say something like, "I don't deserve this." That's a no brainer.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he say after that? (See "Why Winning the Peace Prize Could Hurt Obama")

Perhaps: "But the American people do." For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a stable and civil democracy that is the envy of the world. And he should celebrate the essential American idea: that the things we have in common as human being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hings that divide us. It doesn't matter who you are, where you come from, whether you believe in God or not--this American principle, the belief in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should be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s well. (See the world reaction to Obama winning the Nobel.)

This should be followed by the necessary caveats--the things that conservatives call "apologies" but are required for credibility--especially the idea that we haven't always abided by our founding principles in dealing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enough of the high-blown stuff: the Nobel needs to be an excuse for an action agenda. One idea, which Zbigniew Brzezinski has been touting, would be to announce the parameters for a Middle East peace settlement--and recrui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get behind it. This would not please those Israelis--and their American enablers--who want to hold onto lands that they gained by conquest, nor would it please those Palestinians harboring fantasies of regaining lands they left 60 years ago, but most people have a rough sense of what constitutes justice in this tortured patch of earth and Obama might use his Peace Prize to actually create some peace in the world's most vexing place.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he can and should do--starting with finding an appropriate place to donate the $1.4 million that comes with the award. I'd give it to Greg Mortenson or someone else who has a successful track record of building schools in difficult places.

In the end, this premature prize i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the President: Will Barack Obama use it to demonstrate that he actually has the courage, moral fortitude,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that the award portends? The expectations bar has always been set impossibly high for Obama. This raises it. (See "Obama Wins a Premature Peace Prize".)

UPDATE: Well, the President hit precisely the notes I predicted above in his brief remarks in the Rose Garden. I hope he gives some consideration to a more aggressive peace agenda,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eeks to come.

2009年10月10日星期六

顧曼璐的痛


每次重溫張愛玲的作品,都會感到一絲絲的悲涼,這無不與作者極度敏感,極度細緻的性情及獨有的悲劇意識有關。

如果一切可以重來,我想曼璐還是會選取同一樣的路,生於那個年代的人命途也是不由自主;人之初、性本善,在少女初期踏入社會前她還是純潔,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已徹底的令她崩潰,精神委靡得令她一厥不振。純粹出於個人的情感,顧曼楨並非是片中最大的苦主,因為曼璐似乎比她所受的痛還要多,如花似玉的人委身於鄙俗不堪的祝鴻才還要不斷的受到虐待苛責,曼楨之苦雖來得無辜,相對也令曼璐受到一生的良心責備,在悔咎中被寂寞慢慢地吞噬而死。

人的一生雖然活於同一天空下,但是大家總是在錯誤的時空裏穿梭,如果世鈞能守著諾言等待曼楨,如果叔惠能對翠芝坦白,如果世鈞沒有和翠芝成婚,如果、如果.....太多的「如果」,沒有了這些「如果」那就難以構成這個故事。回到現實,我們又何嘗不是希冀著有更多的「如果」。路,是由曼璐所選,可是如果再有一次機會,相信她不會向世鈞說謊,也猜不到這個謊話造成了日後曼楨與世鈞一生的痛。就如曼楨與世鈞最後的一段話:「世鈞,我們回不去了。今天從這裡走出去,卻是永別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樣」。

曼璐與曼楨也是用心過活之人,被人所計算,被男人的辜負,愛情的抽離,使她倆憔悴,但卻造就了張愛玲這部小說的名氣。

2009年10月7日星期三

考試何價? (一)

人的一生到底需要應付多少場考試?一場又一場的測驗考試似乎已構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社會越是發達就越要考取更多的文憑,好像這才是能力證明的一種狀態反射。

提到考試,不得不提的就是教育制度,港、澳在過去數十年來的傳統教育制度可說是現今社會裏的一大敗筆;是的,我們在成長中都缺少了「如何思考」這個重要課題。猶記得,中、小學時代只要稍為對學習內容存疑而發出提問,便會馬上遭到老師的評擊,老師眼中亦只有「順心」的學生才是好學生,「拗頸一派」都會將之視為牛鬼蛇神,以操行分作為控制學生的「金剛箍」,試問在這種極權的制度下怎能培訓出懂得思考之人?如今的教育,看上去似乎稍為開明,可是想深一層也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加入了通識、公民教育及協作報告等項目,但仍舊是以死記硬背的方式教育,到底學生為何要學習通識?報告的目的為何?生存和學習的意義是甚麼?老師統統沒有教導。我個人深信,不少教師自己本身也未能清楚地去了解這些問題,更何況是教授學生?惡性循環,一代一代的繼續當上教師,仍然是不了解事實的真相,縱然考試能獲得好成績,最後這些證書亦是形同廢紙,並非真正的懂得創造,懂得思考。一個個的倒模學生的出現,試問這能帶給我們一個怎樣的社會,反求諸己的一句到底「考試何價」?

世俗人一般以金錢去作為衡量成功的尺度,那麼做生意與讀書間存在的是「正比」還是「反比」的關係?下期再續。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

甘霖不潤無根草 (完)

已不止一次在討論區裏看到網友對歡場女子動情之說,一般接著的各個網友爭相回覆便是「回頭是岸」。情之為物,本應是崇高而聖潔,作為局外人,有時只能當作故事一側,原因不論怎的看來也似是一個悲劇,要是倆情相悅日後會受社會菲議,要是有心騙財則令人傷心欲絕,似乎永遠也走不到幸福的彼岸。

有作家曾以「肥皂」去形容性工作者的特性,所謂妓性就是只要給她錢,就不論老的、醜的、有病的、無能的及變態的都甘願被蹂躪。然而,我總覺得她們的心境是複雜的,難以以單一的說法一概而論,一方面她們生活在社會最黑暗的底層,飽受凌辱,受盡白眼,實堪同情;另一方面她們身上又體現了墮落、敗壞品質及為人所唾棄,令本性為之扭曲。有人說,如今已沒有迫良為娼的人販子,全為自願下海,如果是這樣,那就再一次證明人性是惡的,是懶惰的,不勞而獲心存僥幸望能獲得好生活,可是成功的例子卻少之又少,反之落得泥足深陷者卻多不勝數。做人本是要為生存而努力,能像髮廊老闆的人不但能贏得尊重,更是她們生活中的典範,再次證明了努力是不會白費的。

曾聽上一位朋友「拒妓」的經歷,起初被一名性工作者纏上,百般婉拒下還是不得要領,最後朋友充份地發揮了文人的氣質,深深地向女子鞠躬再次的婉拒,此時那女子霎時呆住,然後訕訕地走開。其實,妓性中仍有自尊,只能將拾回的破碎尊嚴交還給她們,她們還是發覺要自愛,要顧忌,這正如佛家所言甘霖不潤無根草,能回頭便是福份。

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

The short march

Sharing a good article from SCMP

Ironically, as democratic capitalism stumbles in the West, planned economics looks to be serving China well

Orville Schell
Sep 25, 200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making massive preparations for a grand National Da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o celebrate both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Deng Xiaoping's programm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lking through the square the other evening, I found myself thinking back to when I first began following China's amazing odyssey. The iconic, Mona Lisa-like visage of Mao Zedong still gazes out from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but what was happening all around me suggested how much things had changed.

When I first began studying China, at Harvard half a century ago, its leaders trumpet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socialist command economy, which controlled every aspect of life. Hostil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owever, prevented students like me from actually travelling there.

But in 1975, while Mao still liv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ill raged, class politics still held sway, and there were no private cars, shops, advertisements or private property, I arrived in Beijing. Even we visiting foreigners - all dutifully clad in blue Mao suits and caps - were expected to attend regular political "study sessions" to purify our bourgeois minds with proletarian tracts written by the Gang of Four. That trip set an indelible baseline against which I have been able to measure all the changes China has undergone.

As Deng began to encourage individual incentives over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 embodied in such slogans as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 I watched with wonder and amazement as China's private economy began to rise from the ashes of Mao's revolution. As this process unfolded, it became fashionable for market fundamentalists in the West to bask in a sense of vindication. After all, were the scales not falling away from the eyes of Chinese leaders, and were they not now turning for salvation towards the God of capitalism that they had once so militantly denounced?

This "end-of-history" interlude, when "communism" was either failing or recycling itself into its opposite, also encouraged many latter-day American political missionaries to proselytise for democracy as well as capitalism - to urge China's leaders to abandon state controls not only over their economy, but over their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Of course, China's leaders vigorously resisted that evangelism, especial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urope in 1989, often berating the West for "intruding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and clinging even more defiantly to their Leninist, one-party form of governance. As the imbalance between China's ever more dynamic, modern and globalised economy and its opaque, single-party system of political rule deepened, many Western specialists predicted that the contradiction would inevitably trip China up. Instead, it was America and the West that went into an economic tailspin.

When, after the eight catastrophic years of George W. Bush's presidency, Barack Obama entered the White House, it seemed for a moment as if America might be able to arrest its downward slide. But then an unwelcome thing happened. Obama ran right into a perfect storm of the worst aspec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red-state provincialism and ignorance, fearful conservatism, Republican Party obstructionism and even some Democratic Party dissidence.

The US Congress became paralysed by partisan politics. Seemingly lacking a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t has become a dysfunctional creature with little capacity to recognise any common national, much less international, interes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even a brilliant leader, with an able staff and promising policies, will be unable to pursue his agenda.

As governments across the Wes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bogged down trying to fix a broken economy, China has been formulating a whole series of new, well-considered policies and forging ahead with bold decision-making to tackle one daunting problem after another. Triumphant from the 2008 Olympic Games, its leaders have undertaken the most impressive infrastructure programme in history, implemented a highly successful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and now are moving into the forefront of green technology,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 the activities out of which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s certain to grow.

In short, China is veritably humming with energy, money, plans, leadership and forward motion, while the West seems paralysed.

As I strolled through Tiananmen Square, the paradox that struck me was that the very system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that the West has so ardently believed in and advocated now seems to be failing us. At the same time, the kind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state-managed economics that we have long impugned now seems to be serving China well.

It is intellectually and politically unsettling to realise that, if the West cannot quickly straighten out its systems of government, only politically unreformed states like China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decisions that a nation needs to survive in today's high-speed, hi-tech, increasingly globalised world.

Orville Schell is director of the Centre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

甘霖不潤無根草 (一)


閒來與女性友人聚舊,說到她的外子經常在內地工作,擔心做了些「越軌」之舉,話題慢慢的轉入了談及內地妓女及情婦等問題,雖說某些女人的手段可惡,但深層次的卻是一種可悲的現象!經濟發展帶來了社會的進步,除了沿海地區較為富庶之外許多地區仍是貧脊,對某些人而言「金錢是上帝」成了他們對生活的唯一觀念。

不止一次出現過的瘋狂想法,曾經希望去結識這樣的一班性工作者,欲窺探她們的內心深處,了解另一種的人生,當然最好還能搜集第一手資料作為寫作題材。可是這最終也只是一種想法而已,因為既無門徑,也沒有勇氣走上前說以金錢作為訪問的酬金,因為這是一種侮辱,要以金錢去買人家的悲慘經歷,要讓人提起不願回想的過去和現在的卑賤,人家沒有義務告訴我,雖說某部份人可能也十分願意向我「作故事」,或許我自命清高,但真的辦不到。

還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內地曾一度盛極流行髮廊等的「黃色架步」,惹得不少男士經常到內地尋花問柳。還記得小時候經常與先母到內地修剪頭髮,那間髮廊的老闆正是一個廣西女民工,捱了多年終而成了髮廊老闆,也收留及教導了不少年輕女子,可惜多年來身邊也欠缺固定合作伙伴,因為大部份人也將金錢看重而自甘墮落離她而去,幸而這個老闆胸襟廣闊,對於所有的離合拆伙毫不在意,每天只是專心努力做好剪髮工作,默默耕耘。她雖未至有千萬家財,但已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人物,至少我認為她是。

一個女民工也可闖出自己的一片天空,那為何仍有那麼多的女士為錢當娼?這是我當時百思不解之事。

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

吃透紅樓


放下厚厚的四大名著已有五、六年之久,這次一讀就讀了幾天,不像初中時為了考試而背誦那篇節錄《接外孫賈母惜孤女》般死記爛背,回想起來,傳統的港、澳教學確實抹殺了我們不少創意細胞,造成一個又一個的「餅印學童」。

今天第三次看到《紅樓夢》卻是給我令一種感覺,對上一次讀時候只沉溺在寶玉與黛玉間的關係上,此趟靜心下來,細味的是榮寧二府上百口人的情節、場景、穿戴、鋪陳及大小筵宴的食制等,端的都是粉淡脂紅,令人目不瑕給。

無可置疑,出身官宦人家曹雪芹必定是一個食家,否則難以寫出一段又一段對美饌的描繪。自劉姥姥二進大觀圍,討得賈母的高興,在王熙鳳的筷子上被餵吃茄鮝,竟不相信這就是茄子,當然,因為一道茄子幾乎要經歷十多個程序而成,聽得劉姥姥也出神。在第三十八回中的那個螃蟹宴上,光是辟腥羶也得用上菊花葉、桂花蕊熏過的綠荳麵線等等;因為黛玉身子弱,吃了一點螃蟹後便覺心痛,喝的熱燒酒也是用上合歡花浸的酒而非黃紅酒。若說巧究,這些宴會也只能「靠邊站」,薛寶釵所吃的一道「冷香丸」可堪此書之最,需要用上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時節花蕊再以極度刁鑽的方法炮製,相信若非具有對食材精雕細琢之情操,試問怎能寫出此等鉅著!

難怪,經歷多個世紀後的今天,《紅樓夢》仍能吸引不同界別的學者去研究,確是巧得令人心動的奇書也!

2009年9月20日星期日

意料之中

執筆之際正值九月二十一日清晨五時,二OO九年澳門立法會選情亦塵埃落定,十二位直選議員的誕生代表著市民對澳門的期望,大眾對選舉結果與當初預期的落差也不遠,年輕一輩的配票顯得十分理智,眼光絕對不比香港為遜,再次印證了澳門人的智慧。

幾個大票倉中仍以中、老年人為主要吸納的票源,十四萬八千多人達六成的投票率令人感到鼓舞,為歷屆中最多人投票的一屆,相信在往後的日子投票率將會繼續攀升。今屆暮起的幾個新組別確實將票源分散不少,可是亦無損各個組別選民的抉擇。如文對題,選舉文化的不堪也是今屆預料中的寫照,不過,從第一屆到現在第四屆看來,雖則飯局、演唱會門卷及紀念品不減,但是真金白銀的買票情況已少見。廉署與選委會的形同虛設亦然,因為執法不嚴加上候選人懂得利用法律漏洞等原因,數年前的案件也無法將之入罪,今天某些候選人又可大搖大擺的繼續連任。另一個意料之中的賽果,就是泛民候選人的票源不斷遞增,年輕人的力量絕對不可少覷,幾個候選人如林玉鳳、民主新及利建潤等人的得票也呈爆冷及翻倍的跡象,這正是對建制派的一個威脅,今屆泛民在十二個議席中已取得了四席即近三十巴仙;由於年老選民的買少見少,在合理估計下,二O一三年要再取多一至二個議席相信將不成問題,這也將是澳門人對未來的期許。

今屆令人最出乎意料的,卻是選委會主席馮文莊的表現,既然知道今屆選舉是首次以電腦點票為準,經歷了數屆在不同塘區上出現的投票人數亦應該有所統計及了解,除了在投票站安排失檔外,其在記者在新聞中心提出問題更以惡劣態度回應,這真是令人始料不及,見笑於人!

2009年9月14日星期一

叼走的不只是良心 (完)

反求諸己經常的問,對澳門追求的是甚麼?簡之而言的一句,我們追求的其實也只是「一步」而已。

港、澳回歸中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誇張一點的說,任何人的力量在中共面前也只是小丑跳樑,政權基礎之穩幾乎是牢不可破。因此,我們要求的其實也只是一個簡單的訴求─── 一個處事公正而又肯承擔的政府。就是了解到眼下政府有極多的不足,極多的漏洞和極多的落伍,作為人民喉舌的議員就必須要肩負起這個重任,真正的為人們做事。可是,不少現任或今屆競選的隊伍中大多只是希望進入立法會內“撈一筆”,說穿了就是希望先知先覺知道政府的意向,打通人脈關係而為自己的生意及投資舖路,「為民請命」或許只是一個口號!活在澳門多年,我們已經“河蟹”夠了,難度當一人一票選議員也要受外間影響?傳媒、政府及整個大氣候也被一股陰霾之氣所濃罩,原因就是「與我何干?」繼而便是「默不作聲」,未來二、三十年的生活仍然任由大財團的繼續剝削,因為只有識事務之人才可在這裏生活,大眾市民要過稍為像樣的好生活就只能繼續投考公職,學歷稍遜的就只能任職與博彩業周邊有關的工作,買不到樓房便與其他人一起輪候社屋,下一代也同樣的過著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如果,我的看法錯了,希望可以有人行出來作出糾正,因為我也希望自己是看錯了;只少,澳門的風氣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這般。我們希望得到這小小的「一步」就是一點的改變,一點的將社會達到擁有精神文明的層面。

歷史無假設,過去的傷痕已成,縱然你會說對政治毫不認識或漠不關心,但今天你不走出來做點事,他朝就連這機會也失掉。去吧,憑良心做就是做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