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5日 星期六

菊與刀

人類學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未成氣候,直至近十多年後的今天方興未艾,專家們紛紛加入研究;近年,更有不少人類學的熱門討論。《菊與刀》作者Ruth Benedict正是人類學的專家,成書於一九四六年,至今仍為中外學者研究日本文化的必讀之物。

書名《菊與刀》來烘托「日本」可謂貼切不過。菊花正是日本皇室家徽,予人一種儒雅、謙和的隱逸感覺。戰國時期,日本的鑄刀技術出神入化,已是世界聞名。凶猛冷靜之餘,同時承載著民族的堅毅意志和信念,《菊與刀》正是靜與動的交鋒,也彷彿是性情中的一種深層次矛盾。

《菊與刀》的感覺卻令我想起史景遷的作品《婦人王氏之死》,能夠以深入淺出的角度將問題帶出,有歷史的紮實根基,亦是由外國人執筆去描繪東方世界,甚至比亞洲人更了解自身的問題。作者從明治維新倒台,以至日俄戰爭後的歷史去探討二次大戰日本人的特性,解釋了當時政府的問題導致民眾對侵華有著一腔熱血,且義無反顧。對於天皇,就如神一般的由心拜服,各安其所就是應然的義務,他們克盡禮教,同時也勇敢嗜血,正是此書引人入勝之處。

個人最喜歡的還是最後一個章節 ── 投降後的日本人,儘管行文中走不出大美國主義的陰霾,但仍然充滿理性分析。在幕府時代後段,日本幾乎已全面接納「西化為本」的目標,正因這特殊的文化,使得天皇主動會晤麥克阿瑟後能順利指導及重組日本內閣架構,亦令世人了解當時的日本並不是極端的威權主義,而是懂得隨著情況改變的功利主義之國,重建「新日本」乃迫在眉睫,當付出高昂代價後,事實證明了軍國主義已徹底失敗,要洗刷「戰敗國」的污名,不得不大徹大悟重新改變思維和發展方向。

近年,看到不少報道說日本內閣再次萌生軍國主義的念頭,相信這也是對自我民族的認同多於行動。世道已變,稍為回頭一看,「戰敗」這傷疤仍歷歷在目,歷史也不會容易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