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局與教師質素的惡性影響下，教材自然成為一個重要環節。
以現時資訊的流通性而言，學生的自學及理解能力甚高，尤其是十一歲以上的學生，只要有基礎的中、英文能力，要理解課文的思路實在不難。因此，教材便成了教師的「秘本」。
就以中文科為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對課文的理解佔整體約五成左右。如今教師手上的教材，不但介紹課文的本意、主旨、行文、作者背景及對後世影響；更會從多角度比較(同時代的其他作者文章)、世界性比較(外國的同期文章或時代背景)、甚或教導如何背誦課文的方法等，再配合影音光碟、電腦等活動教學下，個人深信幾乎是沒有教不好的學生。然而，在近年的統計數字上，並不見得學生成績裴然；那麼，問題的徵結顯然落於教師身上！書商看準這個問題出擊，白熱化的競爭下為教師度身訂造「超級教材」，教師們的備課可謂簡單輕鬆，又或者稱得上是完全不用備課。本末倒置，在維護這利益的情況下，大多學校只會選取最全面的教材，而忘卻實質的問題所在；羊毛出自羊身上，學校選定這套教材，順勢也會使用相關的教科書，家長為書本承擔沉重費用之餘，更享受不到成效。難聽一點的說，今天的「秘本」既簡明且全面，落在學生手中同樣能得心應手，無需教師的協助相信也能理解文意，實不用所謂的勞心教誨！
互聯網發達的今天，要找尋一篇課本的原文、正本、註解及時代背景可謂易如反掌，教師們的主要職責實為激發起學子的求知欲及探求的興趣，一個學子每年四千元的教材費根本可作為教師及學校的Bonus，無需為書商貢獻，可是在死板的制度下，打破困局又談何容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