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思想越漸成熟，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關在一個無從逃脫的牢籠裏。人類在思考，上帝便發笑，思考是否可以成為開啟智慧之門的鑰匙，還是作繭自縛，確是耐人尋味，每每讀到俄國劇作家安東‧契訶夫的作品時都有同一種感覺。
生活在頹廢沒落的社會裏，契訶夫的作品大多蘊含著否定和深邃的意味，這就如他的小說經常強調人若要追求快樂，那就必先要追求智慧，愚昧比猛獸更是可怕，乃心靈之毒。
回想十八至十九世紀，沙皇獨裁統治制度令人喘不過氣，俄羅斯人的生活像是在安著哨崗的柵欄之內，被禁錮著夢想。文學，在任何的一個年代裏，似乎都是與社會狀況不可分割，當契訶夫到過薩哈林島一行後，更加對沙皇專權的意識滲入其作品中，《第六病室》正是當中的佼佼者，描述了一個醫生與病人間的相知相識，繼而將他倆的爭辯成了小說中的主軸，展示了當時社會背景的深層次矛盾。在主人翁拉京的心目中，格羅莫夫是與他對立的，然而只有設身處地的成了精神病患者，他才醒悟到當日格羅莫夫的斥罵是正確，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學是虛幻，是荒謬的。冷眼旁觀病人被看守人痛打竟視若無睹，拉京今天終嚐苦果，臨死時他才明白任何一人也是活在沙皇的大監獄裏，從來也不曾有人能逃脫。
活在這樣的一個世代，自我麻醉、不反抗的結果只會招致不幸，相信只有通過站起來革命才能獲得自由，贏回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