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這樣的方式愛你──談《解碼遊戲》

《解碼遊戲》劇目以二次大戰英國為背景，講述天才艾倫‧圖靈製作超級機器「Christopher」(電腦的雛形)務求擊敗德軍的「尼碼」機器而花近兩年多時間製作，當中受盡打擊及屈辱。由於每天德軍會把尼碼的資料重設，任何數學天才都只能用極有限的時間去解碼，無法應付數以千萬計的數量，圖靈便想到以機器對付機器，準確計算出敵軍的攻擊位置，當中包括了聞名的「諾曼第戰役」，多數人以為當年盟軍只是「碰正好運」，事實卻非如此，在綿延海岸線上何以會精準地找到德軍的著陸點？回想起來這絕不是運氣所至。

貫穿全劇，導演都是以「情」去牽引故事。倘若沒有暗戀的同學Christopher鼓勵，圖靈或未必接觸「解碼」這門科學。到後來好友逝世，電影雖沒有交待主角何以要協助世界解困，但個人認為，圖靈希望藉以好友命名機器，令世人能紀念他心目中這位重要人物，並非要為國為民逞一時英雄。到了中期，他又遇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人──Joan。不管主角的性取向如何，事實他同樣是愛著女主角，只是用另一種方式去關心、照顧及引領她發展事業。可是，為了令Joan得到真正的快樂，最終他還是假裝不再關心以求讓她離開，在那個年代，同性戀或雙性戀是一種原罪，圖靈也似乎逃不過孤獨一人走上自殺之路的命運。

無名英雄的事蹟在二戰後隱藏了近五十多年才得以平反。姑勿論當初他是甚麼的目的，結局仍然是幫助了世界幸免於難。幫助了人類，但法律卻要他走上絕路，剝奪他去愛人的權利。再者，如果他能多活幾年，說不定電腦時代能提早到來，意味著更早能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那是多麼荒謬的一個悲涼結局。

正如編劇Gragam Moore在台上所言，勉勵世人要「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貫徹電影帶出的普世價值；亦不要再帶著有色眼鏡歧視別人，任何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獨有的生活方式。

將怨氣寄托在布偶上

路姆西熱，不單直捲香港，執筆之際已看到交友網站供澳門人團購，留言也有數十個，看來確是頗受歡迎。

後知後覺的傢俬店，如今已馬上將「路姆西」易名「路福西」，但也按捺不住港人的情緒，澄清產品不涉及任何政治或宗教活動，又表示「深感遺憾」！

實然，有甚麼值得澄清和遺憾？時代巨輪下，具象徵意義的又豈止一個布偶，大多數人只是借題發揮，生產商誤打誤撞，這筆爛賬怎樣都不會扯到商家頭上來，除非是別有用心。當然，作為商家，求財而已，馬上的道歉或停產就能繼續在內地暢通無阻，聰明不過。

江山代有神獸出，今天路福西，明天又有別的布偶出現，真正要害怕的是政府，受擲之人今次反而欣然接受這個布偶，更在政府官網上貼上一則類似自嘲的照片，來一個錯有錯著，可是，這場公關災難似像一團火般越燒越旺，被人在社交網站惡搞之餘，更被社會大眾口諸筆伐，如果認為這是「送贈」，又何以要法律控告這兩個青年？倘若下次又有人掉小木偶、羊駝或熊，又是否再用這個自嘲方法挖苦，然後又大玩法律程序控告社運人？

普選前有篩選，狼布偶後仍然有千千萬萬個布偶上場，得益還是生產商，看來弄一個神獸展，各出奇謀的為政治人物設計獨有的布偶，似乎比這「諧音」翻版貨更來得合時。

澳門身份又掀爭議

擾攘一陣子的內地生獲派發澳門身份證事件，發展如今政府仍未有所定奪。然而，在這一段時間裏，卻觸發了小城裏專上學府學生的神經。

嘗試以客觀一點的角度分析此事。

首先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澳門人手是否真的嚴重不足？根據勞工局批出外勞額數字，實然仍有兩成多是企業仍未使用，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們要將政策改動前，是否有必要查找出人資辦與勞工局之間批核情況的問題所在？其次，澳門自二OO六年開放賭權後，大型賭場吸納了不少的本澳居民，人手不足乃司空見慣。我們必需要釐清人手不足到底是哪些行業或工種，首當其衝的「重災區」主要為餐飲、零售、中小企或清潔行業等中下階層人員，試問輸入了在澳畢業的內地生後，他們會否願意投身中下階層等行業以彌補不足？

如今的企業聘請情況，主要是以該人才是否適合公司而作出決定，即是僱主認為外勞較本澳人更適合某一職位，他們就自然會向人資辦作出申請。職位配對從來也是「你情我願」，結果，中下階層應聘情況相信仍然沒甚改善。至於文職工作的競爭，天賦上從來也因為澳門人的文化、語言能力及適應性而佔優，學莘們根本無需擔心。再者，企業挑選外勞的另一重要因素主要為工資考慮問題，許多中小企根本無法支付過萬元的工種，外勞取得澳門身份證即等同澳門人，工資與本澳人看齊，良性競爭似乎看不到出路。

因此，將《澳門基本法》作出改動，結果相信未能滿足企業的要求，反而卻可能造就待業人口滯留本澳，帶來另一些隱憂等問題。

能死於安樂乎？ (下)

除了上述提到三個層面外，還有很多很多在個人、法律及政府層面外的問題存在。例如一個沒有親人的植物人，到底他的意願為何？該如何定奪？

因此，每當談到為「安樂死」而立法都是一個兩難的局面。就像鄰埠的斌仔，他強烈希望在早年前能了結生命，而在事實上，很殘酷的一個說法，像他的病人實際對社會造成了醫療負擔，更沒有甚麼旨望他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因此對於這類人而言安樂死可能是雙贏的局面。

荷蘭為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他們為安樂死立下了不少的嚴格規管及法例，例如絕症者考慮成熟後，要由其本人自願提出書面請求，主治醫生又要將患者詳細報告、病情陳述、預測及後果等情況交由另一名醫生協助確診，最後才能實行。所以，如果說安樂死能為社會減低醫療負擔其實又不然，只是將費用轉移到其他架床叠屋的行政開支上。因此，在法律相當完善的國家，仍然時有利用安樂死殺害病人的醫生出現，倘若如果在中國實踐安樂死，又怎麼可以保證沒有這類問題出現？這問題是否言之尚早，天曉得！

醫學讓人類的生命不斷延續，追求長生不病也成了現代人指標。然而，生物存在的意義實然只為繁衍後代，死其實為必然。我們似乎無權的選擇自己出生與否，同樣也好像無能力操控自己的死亡時間，儘管我們自稱為「萬物之靈」，這是不是上蒼對人類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

能死於安樂乎？ (上)

執筆之時，正值早年鄰埠要求主動進行「安樂死」的斌仔過世。大多數人也感到惋惜，但我卻認為這一切對他而言也來得太遲！

社會大眾一直對「安樂死合化法」存在極大的爭議，爭拗的幾個論點都不離幾個大方向，包括了幾點。

第一點涉及個人層面：到底生命是屬於個人還是社會？如果屬於個人，則絲毫不對社會構成影響，人可以隨時選擇結束餘生；但是，如果生命不屬於個人，而屬於社會的話，人對生命的義務就變成了對社會的義務，例如一個專業人才為社會之翹楚，他的提早死亡將對社會成本及未來的收益(不管直接或簡接)造成極大損失。而且，醫學的突飛猛進，今天的絕症或許能夠在明天被攻克，放棄生命是對生者的不負責及不道德。

第二點是法律上的層面，人即使受到疾病的折磨，也不該利用安樂死去解決問題，因為在法律上到底該不該立法都成了一個大疑問。如果像荷蘭或某些歐洲國家立法批准病人進行安樂死，那麼許多人會懂得利用這法律漏洞去躲避刑責，例如擺脫醫療失誤。我們時常說到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而病人在痛苦中對「求生」的意欲為何？他們在疼痛與平靜之間搖擺不定，到底該如何判斷他的真實意願？

第三點是政府的責任層面。一部份人認為社會醫療支出龐大，醫療資源有限，安樂死可令病者親人與社會減少負擔，同時可將資源投放到其他樂於生存的病人身上。而另一方面認為，安樂死本質與自殺無異，倡導安樂死無異於減輕政府對貧困階層的責任。

美總統辯論歷史 (下)

由於電視媒體的逐漸普及，上世紀五十年代甘乃迪的那次重要性辯論，彷彿對以後的總統選舉歷史寫下了重要性的一頁，公眾也開始期待候選人之間的辯論，及後使得要立法，媒體要被規管對每個候選人有公平的曝光率。

在二十世紀末段，幾乎每屆的總統候選人都視電視辯論為一次「大翻身」的好機會，尤其在選舉期間經常都有為數不少的政治抹黑或被人揭發不當之事，陣營幕僚則會以現場辯論作為反攻的好時機。當然，候選人也可以拒絕交鋒辯論，不過，這明顯就削弱了黨派的實力，大眾也會對候選人有負面的看法，例如在一九六四年，Lyndon Johnson就拒絕了辯論。

由於上世紀時代，美國總統人選關係到全世界的經濟及軍事等多項議題，其代表性甚為重要。在一九八八年，總統辯論索性由一個委員會去主辦，即為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 (CPD)，亦成了唯一的合法機構，以免再由電視媒體或中介公司去承辦。因此，我們在八、九十年代的總統大選可以看到很專業的主持、場地佈置、支持者橫額及細緻如支持者呼叫聲等，一切都由專人策劃，真正營造出那種大選前夕的氣氛。這種創舉直接影響日後亞洲地區選舉的發展，例如現今的台灣大選可以說得上是以美國大選的基調上發展出來。

時至今日，不難發現總統候選人多半也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四年前奧巴馬可以說得上是一個典型人物，為了總統寶座，實然他在十年前已在各州份的大學裏進行了超過四百場的演講，場場爆滿，足以印證了政治家的魅力有時更甚於其背景及經驗。

美總統辯論歷史 (上)

近日奧巴馬與羅姆尼的電視辯論，成了全球社會間的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外間一直對民主黨的奧巴馬及其陣營看高一線，如今羅姆尼在電視現場辯論中卻佔盡上風，確實令不少人「跌眼鏡」。

說到美國總統的電視辯論歷史，十分有趣，能夠讓世界各地直接觀看到現場辯論，觀眾不但可看到他們的口才，更重要的是候選人的思維能力、邏輯及反應。這個甚有綽頭的總統辯論，其實是先由參議員辯論引發。在一八五八年的伊利諾伊州，當時有兩位議員在當地地區舉行一場簡單的辯論，沒有主持人或者任何大型佈置，亦沒有人山人海的支持者，只有簡陋的一個舞台，歷時三小時的辯論卻帶出了兩個重要議題 ── 奴隸制度在道德上的準則及如何走出經濟困窘，啟迪了當地人對社會的看法，而其中的一方就是為世人所共知的林肯，這也可以說得上是為他日後的總統寶座而舖路。

直到一九四八年，原子粒收音機最為流行的年代，可謂總統辯論寫下第一次對公眾開放的里程碑。當時有接近四十至八十萬人現場收聽，儘管人數不少，但未能成為每屆總統選舉的潮流之一。

直到電視機的後期性普及，一九五二年甘乃迪與尼克遜的電視辯論頓時成了一時佳話。原本尼克遜一直被外界看高一線，但當日後甘乃迪登上總統之位，卻有不少人認為是那場世紀辯論挽救了他，因為尼克遜堅持出鏡時不化粧，配以黑色西裝，加上當時未有彩色電視畫面，整個色調只顯得他像是一個灰沉沉的老人，反觀甘乃迪卻精神抖擻，洗去觀眾對他舊有的不羈形象。

也談釣魚臺問題 (下)

當時割讓給蘇聯及外蒙等地均數以百萬計公里的割讓，但一直以來，甚少聽到中國人提及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割地，反而釣魚臺問題卻是這十多年來樂此不疲的問題，每隔二至三年當香港凡有保釣組織去宣示主權時，國內的同胞也十分熱衷這樣的話題。

今年的「愛國」和「反日」議題強烈，連續二個多星期在中國各省份裏越演越烈，明顯是政府主動縱容暴動的行為所至，否則在動亂當初早已出動坦克或大量兵力驅散人群。不明就裏的人將會想到這只是小撮地區政府官員讓民眾消消氣的好辦法，儘管造成破壞及經濟損失也是政府默許。

然而，只要稍為想深一層，如果真的要為釣魚臺主權爭取最後勝利，何不將事件交予國際法庭？任憑中日雙方不斷拿出當天的歷史資料，追源溯始去探求千百年前該島嶼誰屬；又或將當天的《馬關條約》或《舊金山和平條約》再作討論吧，實然，各執一詞的情況下也是無補於事，唯一真正的解決方法就是交予國際訟裁。不過，中方不肯這樣做明顯是擔心敗訴的機會偏高，因為國際法庭對領土紛爭的裁決原則在於該國是否「持續的對該領土行使擁有權」。

稍有史學知識的人也知道，中國多年來對釣魚臺都是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即由戰後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過去的五、六十年裏，從來都是日本佔領而中方沒有理會。因此，在這種複雜背景卻又無法交予國際法庭的情況下，國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往後的日子相信中方態度也只是「和稀泥」吧！

也談釣魚臺問題 (上)

這邊廂反國民教育風波還未平息，那邊廂國內的反日遊行又來勢洶洶，每日的新聞都充斥著「抗日浪潮」。儘管是中國人開的店舖，用上中國地道材料，只要與日本文化扯上關係，就會被同胞肆意破壞；有的是純粹示威發洩，有的卻是趁火打劫，還會將當天的「戰利品」放到微博上炫耀一番。

純以釣魚臺主權等字眼在搜尋器內找尋，永遠也找不到到底主權誰屬的真正答案，以歷史的背景來說，當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所簽定的《馬關條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舊金山和約》的時期裏，中日雙方均無明確表態對釣魚臺的主權誰屬。在現今的解讀，中方認為自《馬關條約》廢除後，釣魚臺、台灣及澎湖理應一次歸還予中國。而日本卻認為，二戰後中華民國為戰勝國，卻沒有反對釣魚臺主權問題，而中方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九年自家出版的地圖上均以「尖閣諸島」稱呼釣魚臺，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三條當時的尖閣諸島已交由美國管治，因此在當時已被視為領土轉讓。

在多項的紛爭中，如今的中國經常為了這小島而引起所謂的「民族紛爭」，及認定只要是中國的領土就是神聖不可侵犯。在如斯邏輯的推論下，可以總結出幾個問題。首先，撇除國民黨統治的那段時期，由一九四九共產黨掌權說起，中國的領土前前後後曾經割讓無數次，不要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就九十年代持續割讓了數百萬平方公里予其他國家。

再說「國民教育」

抗爭沒有因為開學的時間表而停滯，而且越演越激，加入的市民也越來越多！

稍為良知未泯的人，也知道所謂的「國情」是怎樣的一回事，只有迫令政府撤回，否則沒有任何所謂「試行」的方案，寸步不讓。

世事就是如此。只有勞而不獲的份兒，而沒有不勞而獲的事物。儘管事情走到最後，學子還是要接受課堂的洗禮，但相信今天的努力不會白廢；至少，港人已經為全球人類上了一堂很好的德育，而且是實實在在的「國民教育」也。或許，這就是急於要將「德育」匆匆上馬的緣由，一個非正常的社會，一個非正常的「國」度，要令人非常地活著，可能才是如今梁營的「核心價值」。

如譚惠珠所說，六四、李旺陽或陳光誠等只是風波沙石，那麼還原基本步，我們可以學習中國的法律精神或愛國主義，但有甚麼範例可供證明法律能行之有效，無枉無縱，公平持平？又有甚麼案例可供課堂上所為研究德育與中國模式的因果關係？撰寫《零八憲章》的劉曉波，又為甚麼被判入獄？何以又獲諾貝爾這具有普世價值的獎項？劉曉波他本人愛國嗎？愛國又該是怎樣的一種情懷？愛河山？愛文化？還是愛甚麼？可否清楚解釋？

若然容許有這種反問式教法，那不妨盡早落實，因為這不是純粹學莘的疑竇，也是全港澳市民的疑問。不然，請勿再提！

從「美麗大學」想到國民教育 (下)

說到最後，愛國並無不妥，縱然推行與大陸無異的國民教育實也無妨。

但大多人會問，何以要不斷利用遊行、示威及衝擊等舉動去對抗這種教育？精神意義何在？

許多「浸過鹹水」具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朋友也會問到如此這般的問題。起初我是感到難以理解，後來想深一層，又不難理解，除非是自小接受外國教育，否則只要接受過港、澳模式教育的朋友，大家也知道我們的父母或教師，甚少會解釋我們何以要「讀書」，學習的基礎原理到底是根據甚麼而成了我們必需具有的一種能力？實然，除了學習語言技能，建構邏輯思維的連繫性之外，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與別不同」，這亦是人類精神文明可貴之處。

寫論文、做研究的目的亦然，要在不同的領域上寫出個人的獨立見地，一點一滴的建構成一個學習網進而推動社會的發展。以香港的教育體系為例，對於不能夠到外國學習或進入國際學校的一群，說得上是一種悲哀。學校素以Band1至5作為階級之分，由幼稚園至中學只為入讀名校，試問在這種制度下何以建構一種與別不同的想法？本來的學習也只為考試，還要額外學習一種馴服而欠缺獨立的精神主義，教出來的學生將變成甚麼模樣？「大鑊飯」精神下，個個也是倒模出來的，如果希望自己的子女亦然，恕無話可言。

引自德國戲劇家Bertolt Brecht所言：「在各種無知中，最差勁的是「政治無知」。他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他從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彷彿懵然不知，種種生活費用，如大豆價格、麵粉價格、租金、醫藥費等，全都與政治決定息息相關。他甚至對自己的政治無知引以為傲，挺起胸膛，高聲說自己討厭政治。這愚人並不知道，基於自己的政治冷感，社會出現了淫業、棄童、搶匪──更可悲的是出現了貪官污吏，他們對剝削社會的跨國企業阿諛奉承......」 因此，今天花盡九牛二虎推翻此等教育也不為過，只因簡單的一個政治決定即可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並不希望那位正在入讀「美麗大學」的八歲女童，要到了色衰愛馳之日才明白個人的價值為何！

從「美麗大學」想到國民教育 (中)

灌輸一個扭曲的價值觀即可以影響深遠，見文友一則的文章提及，香港某些政黨人士經常以「抬棺材」或「暴力」作秀，衝擊特首辦或西環中聯辦。難道這不是另一種「洗腦教育」嗎？教材可作修正，教師也懂得將內容作另一種演繹，學生絕對能正確了解國家的實況。

這明顯在邏輯上犯了重大錯誤。

首先，上述所說的只是一種社會現狀，何以有這種狀況出現？作為父母可將來龍去脈清楚解釋，至於傳媒理論上亦有責任正確報道。相反的，我十分想反問教育局可以怎樣的將教材作出修改？大家也曾讀過港澳的中小學教育，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難以得悉由晚清袁世凱時期至共產黨執政期間的真實歷史，除了學生要應付「死背」外，亦因為撰文的作者具有一定性的政治立場，試問在當時如此紛亂的政治局勢裏，對與錯能否如此輕率的下定論？即使是學者們，至今也存在著許多具爭議性的問題。既然難以清晰地了解歷史之全貌，何以還要將國民教育取代中國歷史科目？共產黨何以能奪江山？正如學習，在同一事件上也不能單看一個作者的評論，每個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今一改，實為本末倒置的一種極端做法。

再者，大家不妨回想當年我們所接觸的老師，到底有多少人是具備足夠的歷史知識教導學生？簡單如堯、舜帝位，百份之九十九的中小學書本都寫著「二帝禪讓」，實質歷史上二者乃從屬親戚關係，有根有據。究竟多少個老師能夠自個兒再作考證，作出糾正？更遑論國民教育該如何正確解讀給眾多學莘明白。

從「美麗大學」想到國民教育 (上)

看了一則值得深思的新聞。

委內瑞拉素以出產美女而聞名，多屆的世界小姐選舉中就出了十八位冠軍級美人。由於國內經濟一向疲弱，失業率甚高，「選美」變成了許多女士的唯一出路，當地更開辦了專門為選美而設的「美麗大學」，從美容保養、化妝、髮型及儀態等教授，年紀最小的學員只是八歲，但報名人潮絡繹不絕，國家亦十分支持一眾女士報讀此類學校之舉。

太陽底下無新事，也只不過是花邊新聞而已。政府希望利用國民的天賦條件賺取名氣與利益外，似乎忘記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就如菲律賓或越南等地，只懂利用國民流向世界各地作為廉價勞工賺取外匯，而不懂反思政府的貪腐而導致國家積弱。

委內瑞拉大力推動「美麗」等同換取富裕生活的價值觀，似乎將所有小孩的思想也完全扭曲。讀書或品德教育似乎成了「次等產物」，可有可無，只要是美貌出眾，就能名成利就，何苦要埋頭埋腦努力讀書，出人頭地？然而，冠軍級人馬從來也只得少數，哪麼其餘大量的美人該如何自處？就如「美麗大學」，也有優等及劣等之分，好命的或許能嫁得如意郎，不好命的自然成了流鶯，又或為了謀生到其他國家成為外勞，實然與菲、越無異。肯定一點的說，活在這個國度是沒有明天！

死水

總是不明所以，究竟是否要迫使人民怎樣的反抗，才能令政府明白老百姓的所求？這邊廂汕尾烏坎村的抗爭剛平息，那邊汕頭潮陽海門鎮的示威又在升溫，逾千名群眾在深汕高速公路海門收費廣場裏抗議及採取激烈行動，反對新興的發電廠，省政府出動過千武警到海門鎮壓，防暴警察更使用催淚彈與多名示威展開混戰。在這普天同慶的聖誕裏，報紙上出現的卻是雙方受傷者血流披面的場景，情何以堪！

至於汕尾烏坎村最後得以用和平方式解決，但海門鎮卻堅持要用上武力鎮壓，報紙上的陰謀論則表示，烏坎村徵地只涉及到類似碧桂園一類的民企，政府內勾結的官員靠山最多到縣、市級數，連省的層次也未及，當被傳媒公開事件後，市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因此妥協。相對於海門鎮事件，發電廠由中國華能集團興建，華能集團乃中央國有企業及五大發電集團之一，直屬於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因此，海門鎮事件則不是簡單事件，如果要認真清算起來，可能要算到溫總頭上吧！

不明所以，多項環評報告均指出在海門再興建第二座煤炭發電廠，即會對該處海域多個養殖區、漁業區域及自然保護區帶來嚴重污染，影響生計。最後，甚至國家環保護局出聲叫停好像也是無補於事，村民才揭竿起義進行這一系列行動。

在這二次事件中，中國抗爭的浪潮會否會延續，還是仍像以往一樣，可以沉寂得像一潭死水似的，微風也吹不起半點漣漪。

禮失求諸野？

近日在Youtube裏熱播的一條短片，是女嬰被車反覆輾過的片段，觸目驚心！

不懂的怎樣用筆墨去形容心中那種不安，完全不明所以怎麼能在這個國家裏生活，就是連人生的基本保障都欠奉；而途人，除了冷眼旁觀之流，仍是有熱心人，可是，不站出來的原因並不是他們沒有感覺，而是因為只要一旦伸出援手，罪名就會落在頭上，一大堆麻煩隨之而來，事不關己，還是不用勞心吧，總有警察或其他人會幫忙！

每當聽到一些內地朋友說這只是冰山一角的案例，十分疑惑，每每發生這些事情就是在重點城市或鬧市之中，倘若是農村社會，那根本連報道的機會也沒有。又說，這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才會做的禽獸行為，我不知道到底要受多少教育才會懂得生命的可貴，正因為交通意外導致他人死亡比傷害人的罰款為輕，那就情願賠上一筆過款項比賠上一個無底深潭的費用問題，就可以輕易奪取他人性命，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邏輯？如果金錢或刑罰是考慮的一切，那麼曾否受過高等教育是否重要？再者，明知已聽到嬰兒的哭聲，故意的多次反覆輾過，那不是謀殺是甚麼？強國去介定「意外」及「故意」的界線即使劃得清楚不過，下次仍然會有司機利用這漏動去「故意地」造成「意外死亡」。

有人認為需要對交通意外加重刑罪，看來還是不必，人的良知如果毫不存在，那再重的刑罪都是沒用。禮失求諸野？對不起，政府沒有，民間更加沒有！

新聞自由的重要性

「江澤民死訊」令亞視新聞部總裁梁家榮丟了飯碗，可是似乎至今仍然餘波未了，立法會諮詢時又再反口。事已至此，亞視新聞在香港媒體的地位中已蕩然無存，儘管無線新聞採取選擇性態度甚有偏頗，然而經此一役，似乎又爭取了一部份觀眾的信任。

其實，內地高層人士強硬要求播出死訊是必然之事，誠如梁家榮所言，用槍指著頭也不會說出來，因為只要順藤摸瓜，任何的端倪最終也會浮現，用不用槍，相信也沒有甚麼好日子剩！

不難發現，巨型媒體要令新聞部製作獨立，難之又難，君不見如今的網絡新聞以嘩眾取寵見稱，不論小事大事，全部配上動畫、音樂及自創對白，繪影繪聲的呈現眼前，才能吸引你的注意，否則難以與傳統媒體爭取觀眾群。

有人說這是因為「有這樣的觀眾，才會衍生這類產物」，雞先與蛋先的問題，不過當我們察覺問題所在時，還是繼續樂於浸淫其中，到底這是誰之過？漸漸，新聞與連續劇無異，尤其對於事件的角度、選擇性及公正性都被人質疑，新聞之外還有新聞，難以服眾。

才疏學淺，也不是讀傳播系出身，但市民知情權及訊息流通等自由，都是影響著每個人對生活的各種決策。上海今天仍未能超越香港地位，全賴沒有所謂的黨禁、報禁阻撓。可是今天事件一鬧，地位是否不保還是要看官們自行抉擇。

俄國的選舉工程

香港的區議會選舉如箭在弦，各國政黨已開始選舉攻勢。近年，利用網頁、社交網站及討論區宣傳數量增多不少，主要是希望吸引年青一代票源，可是，不論怎樣的膽大，都沒有像歐美國家般出位。

就以俄國普京的宣傳攻勢來說，早前有朋友傳來一條影片，驟眼看還以為是宣傳某品牌平板電腦或手機，實然卻是以美女招徠，只因明年三月便是俄羅斯總統選舉，支持者幕後組成了「普京軍團」(Putins Army)，動員美女及大學生支持者拍性感短片於網上，迄今為止，已有近千名俄羅斯女士以作支持。

至於其對手梅德韋傑夫也不甘示弱，亦有美女為了支持其反醉酒法，願意在寒風凜冽下脫剩比堅尼以助宣傳，引人注目，養眼非常。

選舉工程，說到底都是一項「形象」的革新。

要年青人理解一個黨背後的理念，是抽象而難懂，尤其在澳門，中上階層人數逐漸增多，收入越高，有樓、有車及有足夠消費力的情況下，那就越對政府頒布的法例都不加理會，大家關心的只是集中在何時派錢等問題上，更遑論那個政黨會對社會有何貢獻、何等理念或對弱勢社群作出協助。反之，以俄羅斯為例，這種「嘩眾」手法即使未必能夠「取寵」，但已引起了傳媒及年青人紛紛加入社交網絡裏一窺，看看美女們宣傳背後的意義為何，儘管未必確保取得一票，卻也引起了公眾反應，故此這方法亦未嘗不行。

澳門四年一屆的立法會選舉距今還有一段長時間，或許他們也可仿效這些出位舉動令澳門人耳目一新吧！

捨本逐末的管制

英國貧富懸殊問題一向嚴重，就以倫敦與北愛之間比較，雲泥之別也！地域間教育資源不均，尤其以東區及東南區近年湧入大量外來人口，形成一個如貧民窟般的壓力群；那就如美國紐約如廝發達，也被稱為罪惡之都；因此，騷亂發生其實只是早晚之事。

英政府有見及此，神經也變得極為緊張。就以早前英政府起訴了二個年輕人為例，指他們在社交群組裏發出「煽動性言論」，重判入獄四年，頓時引起社會上很大爭議。

然而，二人到底說了些甚麼？其中一人只是在Facebook裏建主了名為「摧毁諾斯威奇鎮」（Smash Down in Northwich Town）的活動，初時有四十七人說會「參加」，但最後一個人也沒出現。另一人則在喝了酒後開了一個叫「威靈頓騷亂」（The Warrington Riots）的專頁，可是酒醒後便立刻刪除，還在網絡上道歉及聲稱是說笑已而，亦沒有引發任何實際騷動。

這種殺雞儆猴的重判難以想像發生在現今的英國，即使當年的「香港迪士尼放炸彈」留言，最終法官只是以引起公眾恐慌、浪費警力判處罰款及社會服務令，與此事可謂不能同日而喻。英政府以「政治正確」打壓異見份子，心寒不已，任何媒體只是一個傳播載體，難度以英國人的政治智慧無法了解箇中的矛盾所在而作出治本之道？捨本逐末的打壓，比政府所說事件上的「道德崩潰」似乎還來得嚴重。

顯然易見，進入了M型社會的歐洲大陸經濟在短期內相信難以復甦，如今只能用強硬手段去抑制民眾情緒，只會令下次的暴動更為嚴重。日不落帝國的命運如何，似乎早已是英國各大政黨爭辯的議題。

中國的血漿經濟

剛看過《最愛》這套電影，淚流滿面之餘並非因為男女主角未能廝守終生，而是感慨中國血漿經濟的遺害。

活在澳門，知道的實在太少，一般人對愛滋病的理解大多以為是由濫交或吸毒等渠道所感染，甚少想到其他。

實然，不少的省份如河南、貴州、四川及山西等地下賣血市場每天都是活躍非常，早前讀到有高耀潔醫生所寫的《揭開中國愛滋疫情真面目》中提及，愛滋病的感染幾近九十巴仙是由賣血和輸血時共用針筒所致，可是高昂的利潤，對窮了一輩子的農民而言，簡直是致富良機，誠如戲中，章子怡窮得連洗髮水都買不起，任誰也抵擋不了誘惑，因而導致今天的政府仍然與不少的鄉鎮合謀，共同騙取村民血液，這股風潮同時亦成了鄉間的全民運動。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以高耀潔所估計，今天內地的愛滋病人相信已達到數千萬之多。因為利潤特高，不法份子只會無日無之地利用村民，令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來。最可悲的，不少農民至今仍以為愛滋病是有藥可救，沒有想過當初只為一頓溫飽，卻賠上性命。

當我們在議論郭美美的炫富事件，再對比於農民的苦況，沉思一會，就會想到人生的悲愴，同樣是中國人，雲泥之別，到底是誰的錯？港、澳及世界各地，每年捐助內地貧窮人士的善款，最終是落了誰人之口袋？

世上還有多少個「紅十字商會」？

在內地甚囂塵上的郭美美事件，民眾主要都是不恥其炫富的心態，因此人肉搜索下將其所有的資料給挖出來。當中，最為吊詭的莫過於其職稱銜頭「紅十字商會經理」，二十出頭的女子能當上經理，到底這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不可思議！

「紅十字會」這組織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詳，只要隨手在網頁內也可搜查到多項的資訊，簡之而言，就會令人聯想到「非牟利」此等字眼。即使在街上有人進行「假的」募捐活動，相信我們也會跌入這些陷阱，因為對一般人而言，從來都沒想到「紅十字會」這個歷史悠久而又具有法律註冊的商標會被冒認，又或是我們太善良吧！

引自中國娛樂網論壇67.com對郭所搜索出的內容：「我所在的公司是與紅十字會有合作關係簡稱紅十字商會，我們負責與人生保險或醫療器械等簽廣告合約，將廣告放在紅十字會免費為老百姓服務的醫療車上。」而在香港的新聞媒體，也找尋到有關中國紅十字將會暫停紅十字會的有關商業活動。

由此可見，「紅十字商會」這個有趣的名詞，不是空穴來風，即使後來中國紅十字會急急的發出聲明，表示沒有附屬「商會」或郭美美其人，但也會令人質疑到此等組織的可信性。即使不是中國，世界上許多無本生利的行業包括保險、投資銀行、賭場或志願團體等，最終的大部份利益是不是能夠回愧社會，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此刻，令我聯想到的一個黃金定律，世界上二十巴仙的人掌握了剩餘八十巴仙人民的財富，耐人尋味！